黎民偉（1892-1953），被喻為香港電影之父，曾拍攝香港首部劇情短片《莊子試妻》、長片《胭脂》及經營民新、聯華等早期大規模電影公司，電影學者羅卡更將黎氏兄弟（黎海山、黎北海、黎民偉）之於香港電影的貢獻與法國的盧米埃兄弟相比。坊間已有書籍和研究記載其生平和偉蹟，但卻甚少記載他的觀影興趣和習慣。
今天，我們希望把黎先生純粹還原為一位電影工作者、而不只視他為一個歷史人物，來跟他作個訪談。
（記＝記者，黎＝黎民偉先生）
記：您是怎樣愛上電影的？
黎：我先愛上攝影，十二歲那年我看到店裡在賣相機，很感興趣，但沒有錢，於是每天將飯錢省下兩仙，花了兩年時間儲了十二元，又向義兄弟借了兩元，共十四元，買了部相機，十四歲那年便開始學習攝影。
讀書時（按：黎先生就讀聖保羅書院）我已對戲劇很感興趣。當時的愛國學生們都追隨孫先生、少白他們，十六歲那年我加入了同盟會和後來的清平樂話劇社，希望透過話劇的方式來宣傳革命，但我總覺得舞台劇對人心的影響力遠不及電影。後來在機緣巧合下認識了布拉斯基（在香港開設第一間電影公司的美國人），辛亥革命成功後，外國人終於能進來中國拍片子，他找上我們一起合作拍片，他出錢和器材，我們劇社負責製作，我當然說好。
記：所以說，革命對您投身電影行業有很大的影響，甚至是開啟了您的電影生涯？
黎：那個時代做甚麼都總脫不了和革命的關係吧，只要看到清政府那麼腐敗，每個有能力、有良知的人都會想去參與革命推翻它。我並不想搞政治，同志們進去（政壇）後都變了。我受魯迅先生影響很大，他說醫術只能救人肌膚但救不了人的靈魂。我跟隨孫先生多年，也感受到類似的啟示。我要為國家做點事，我要拍電影，電影工作者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記：雖然您創辦和經營的民新和聯華電影公司曾出產不少製作精良的影片，但兩間公司最終都倒閉收場，後來您寫了自述文「失敗者之言——中國電影搖籃時代的褓姆」 ，您真的把自己當失敗者看嗎？
黎：一來我堅持電影是一門藝術，製作都花時間和金錢，但市場卻往往被粗製濫造的電影給搶先攻佔；二來，時世兵荒馬亂，但我著實不善營商（笑）。不過，正如我在1934年說過：「我發覺自己太渺小，難負起電影文化運動的使命。但，我承認自己是電影的忠僕，不惜為它作任何犧牲，我將不避一切艱難苦困，與同志肩起這重任。」我辦民新到最後，損失就超過四十萬（按今天估值約有一億多元），之後還是辦聯華、繼續拍電影，沒什麼大不了的。就算公司倒的倒、錢散的散，我還是要繼續拍電影的。
記：孫中山先生說過「革命仍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今天您認同這句話嗎？
黎：對我來說，電影就是醫術、是革命，而到現在，人們還是需要電影…… 那可能代表了人們還是需要革命吧。
記：我們想詢問一下您的觀影興趣，您還記得第一部看的電影嗎？
黎：這都百多年前的事了…… 1900年時我只有八歲，當時香港還未有正式放電影的電影院，都是去昇平或高陞（按：1890年相繼落成的舞台戲院）等大戲（粵劇）做完之後看附加放映的電影。至於第一部看的電影嘛…… 年代久遠，實在記不得了（笑）。
記：可以跟我們談談一些您喜歡的電影嗎
黎：我喜歡有教育意義和人文關懷的電影，即是貼近生活、關注現實，從而能打動人心的作品。那時候（按：當民新和聯華廠長時）我選編導，不但看重才華，也看重他們有沒有藝術理想，譬如卜萬蒼，他拍的《戀愛與義務》深刻地展現了當時男女青年徘徊在欲望與理智、家庭與社會之間的悲劇性衝突，這在現在看來，還是毫不過時。
記：我覺得儘管您說您看重電影的教育意義，但其實您拍的電影同時也挺注重技術的創新，譬如《西廂記》就是中國早年的特效電影。
黎：《西廂記》中的張生，在夢境裡能坐著枝巨大如掃帚的毛筆飛天的畫面，是透過疊印膠卷做到的。當時我和明佑（按：羅明佑，聯華總經理）都想要「復興國片」，要提升國片質素，除了教育意義，技術當然也是重要的。
記：今天的訪問已大致完成，最後您有甚麼想寄語現今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呢？
黎：還是那幾句老話吧，「我承認自己是電影的忠僕，不惜為它作任何犧牲」。就算環境再差，都不應該被拿做不拍好電影的藉口，「我將不避一切艱難苦困，與同志肩起這重任。」
（以上訪談實屬虛構）
資料來源：《黎民偉日記》、訪問黎民偉兒子黎錫先生
延伸閱讀：
黎錫、羅卡：《電影．時代．人：黎民偉》。香港：明窗出版社，1999 ，頁168-172。
黎錫編訂：《黎民偉日記》。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3。
